專訪辯護律師談邱和順案重大疑點
司法改革雜誌，72期，2009年06月26日，頁58-62
編輯部
前言：邱和順案是繼蘇建和案之後，爭議最高、證據薄弱、且司法過程充滿瑕疵的案件。也很可能是繼蘇案之後，另一件烏龍大冤案。邱和順透過他曲折離奇的人生，22年後非自願地變成台灣司法人權的指標。
邱和順，這個台灣30歲以上成年人大概都有印象、甚至感到顫慄的名字，曾是兇殘殺人、分屍的擄人勒贖犯罪集團「首腦」，如今卻弔詭地成為人權團體亟力救援的對象；當年震驚社會的陸正案，如今是台灣司法史上羈押時間最長的未決案件，包含邱和順等4名被告，繫獄22年仍未終局判決確定；過去十惡不赦的壞蛋鮮明形象，如今卻逐漸模糊起來。
22年來，高等法院判決邱和順死刑10次，最高法院卻撤銷死刑10次，二個法院之間的發生嚴重矛盾。最近台灣高等法院更十審宣判，主嫌邱和順仍判處死刑，但被害人陸正遺體卻迄未尋獲，生死未知，全案仍可上訴最高法院。邱案已是繼蘇建和案之後，爭議最高、證據薄弱、且司法過程充滿瑕疵的案件，也很可能是繼蘇案之後，另一件烏龍大冤案。於是，邱和順透過他曲折離奇的人生，在22年後竟非自願地變成了台灣司法人權的指標之一。
案情經過
1987年12月21日，當時年僅十歲的新竹市東門國小學童陸正，在補習班下課後失蹤，陸家於稍後接獲多通歹徒勒贖電話要求贖金，但陸家在交付贖金後迄今仍不見陸正平安歸來。當時本案震驚社會，陸家並透過媒體發佈巨額懸賞，新竹市警察局全力追查兇手。
事隔9個多月後，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接獲秘密證人檢舉，逮補邱和順等被告共有12人，宣布偵破本案；除陸正案外，邱和順等人同時被指控在1987年11月間另外犯下苗栗縣女保險業務員柯洪玉蘭分屍案。移送新竹地檢署後，檢察官將二案合併起訴，在同一程序中審理。
檢察官對邱和順等人的指控是建立自白上，沒有直接的物證。被告等人也一直喊冤，聲稱是在刑求逼供下，才不得不承認犯案。監察院當時由王清峰委員（現任法務部長）調查本案，在親自聆聽一百多卷錄音帶後，找出警方刑求邱和順等被告的錄音，並發現一具疑似是陸正的男童屍體，由於檢察官草率處理，最後下落不明。1994年監察院決議彈劾陸正案相關檢警人員，並有數名警察因此被判刑確定。
雖然證明有刑求，又欠缺直接證據，法院還是認為，警察詢問被告長達十餘天，但有錄音到刑求的時間僅有一天，因此只排除一天的自白，其他時間的自白還是認定得為證據，並以此認定全體被告有罪，並判決邱和順死刑。
胡關寶涉案，警方刻意封鎖消息
2003年，警方承認另一個身繫數重大刑案及綁架案之他案要犯胡關寶，在執行槍決前夕，曾向警方供稱犯下陸正案。但當時陸正案已由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宣告破案，加上槍決在即，為避免節外生枝，警方遂刻意封鎖消息，未對陸正案重新調查。邱和順等人深信陸正案就是胡關寶所為。
缺乏物證、只有自白；自白顛倒錯亂，也不符已確認的客觀事實經過，更是基於刑求而來。上述特徵已具備製造一件冤案的種種要素，而歷審法官對於有利於被告的證據又都不予採納，對於明顯矛盾的疑點也含糊帶過，不予調查。
本案更10審由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與板橋分會救援，辯護律師花費3年的時間，向法院申請勘驗本案偵訊光碟，不僅確認有刑求，也發現本案有許多重大疑點。以下是司法改革雜誌專訪邱和順的義務辯護律師尤伯祥，尤伯祥律師就本案的重大疑點，提出他的看法：
大部分被告在偵查中都被羈押、禁見長達4個月，甚至更久。有很明確的證據證明，當時的自白是刑求取得的。雖然在那麼多捲錄音帶中，直接被聽到有刑求的只有一捲，但是以那一捲中刑求的慘烈程度，可以推想，在其他的偵訊中，被告的自由意志事實上也是不存在的。在這種情況底下所做的筆錄，怎麼能夠相信？事實上，其中的內容也是顛顛倒倒，非常多矛盾。在將近上百份的筆錄中，對於案情的描述起碼有十幾種不同的版本，而這十幾種不同的版本，又都跟這個案子中可被客觀確認的事實有出入。
舉例來說，自白中講的棄屍地點，前後就變了七、八種。一開始說是丟在青草湖，後來又講說是寶山附近的溪裡，後來又說不在溪裡，是埋在附近的土裡，之後怎麼找都找不到，就說是海邊，後來海邊還是找不到，乾脆講是丟在海裡被海浪捲走了。這下就不用煩惱屍體找不到的問題了。陸晉德先生說，嫌犯們個別均能帶檢警走到棄屍的海灘，因此他堅信是邱和順等人所為，但看看筆錄矛盾的情形，這種說法還有意義嗎？
被害者家屬參與偵訊
尤伯祥律師認為，陸晉德這種強烈先入為主的意見，是警方的錯，不是陸晉德自己的問題。警方在偵查過程中，一方面刑求，另一方面又讓家屬參與偵訊。這絕對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。這些被告被刑求，又被長期羈押禁見，沒有律師協助的情形下，他們的意志是不自由的，被迫向家屬下跪，也不敢在陸晉德面前承認自白是虛偽的，因為一承認，就等著被打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陸晉德的既定印象會非常強烈。
被害人家屬通常傾向認為，只要嫌犯跟我下跪、道歉了，那這件事一定假不了。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會非常強烈。這是人性，人一定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情，他看到的就是這些被告在警方的陪同下跟他道歉、下跪，他沒有看到的是這些人在後面被警方刑求逼供的過程。
所以即使在法庭上放錄影帶給他看，錄音帶給他聽，打得那麼慘烈，警察刑求被判決有罪的判決主文秀給他看，他還是在辯論那天講沒有刑求，被告一點刑求都沒有。所以，你要苛責陸晉德嗎？我覺得不是，最大的問題還是警方，他只是一個失去兒子的可憐爸爸。整個身心都寄託在被告判有罪上面。
司法系統如何製造冤案？刑求取供、證物失蹤、有罪推定
自白有很多地方跟事實不相符。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，某一捲邱和順被偵訊的錄音帶中，陸晉德問邱和順：你是怎麼找上我兒子的？邱和順就開始掰，他說：那天早上看到陸媽媽開車載小孩子去上學，覺得他家很有錢就選上他。偵訊繼續了一段時間以後，陸晉德愈問愈懷疑，就自己跟警察講，陸正那天不是坐車上學，是自己坐公車到東大路，下車再走路到學校去的。被告講的跟事實完全不符。
通常一個被告的自白是可信的一個判準是，被告揭露了某些連警方都不知道的真實訊息。警方根據這個訊息挖出更多事實出來。相反的，如果在偵訊過程之中，自白前後不一致，或跟事實不符，很顯然這自白是有問題的。這段過程就很明顯。以陸晉德這樣有聰明才智的人，他是台大畢業的高材生，這段明擺著給他看，他也不相信。因為先前被告已經下跪道歉過了，所以後面即使自白亂掰，那種紀錄和印象也還是不會改變。
這個案子還有一些重大瑕疵。取款字條上面發現有七枚指紋，沒有一個是跟此案的被告相符。這表示什麼？合理的推論是犯案的人沒有落網。因為取款字條上的指紋，合理推論應該是取款人留下來的，怎麼會跟被告都不合？另外，按照自白，被告們都有打過勒贖電話，陸家從接到第2通或第3通後，就已向新竹市警方報案，警方就派人到陸家去錄音了。所以有十幾通的勒贖電話的錄音非常完整。這些錄音後來送去做聲紋檢定，跟邱和順等人都不符，只有跟余志祥一個人「疑似相符」，但是那個鑑定也是很有問題的，我們在辯論時都指出來了。
更大的問題是，這個勒贖電話錄音明明是證物，可是這個重要證物從一審開始就不見了。證物都不見了，鑑定還可以用嗎？可是法官還是拿來用了。前幾審的法官很有意思，雖然有十幾通勒贖電話錄音跟邱和順等人的聲紋比對不相符，但法官都不看，他只看跟余志祥相符的那一捲，就說是邱和順等人犯的。如果裡面是只有一通是相符的，剩下那麼多通電話難道不需要查清楚嗎？那些通電話跟邱和順又不相符，但邱和順又說他打過勒贖電話，這點怎麼解釋？這基本上就是用剪貼、拼湊證據的方式去判出一個有罪判決。
荒謬的推理劇場
另外，還有一個對被告很有利的證據，法官都採取曲解的方式，不採用這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。邱和順有一個不在場證明，就是在陸正失蹤當天晚上，去租車的事情。按照陸家報案時的說法，陸正是在晚上六點10分到15分之間不見的，短短5分鐘就不見了。
然後陸家在6點半左右到7點多連續接到勒贖電話。警方將對象鎖定是邱和順所犯，密集偵訊的過程中拷打，邱和順就開始掰了。他說，是他開車去綁的，綁了就帶走。車子哪裡來的？邱和順說是用租的。哪裡租的？邱說在竹苗地區。警方就把那一帶所有租車行的租車契約都調來，就是找不到有租車紀錄。但邱和順自己都忘了，是警方自己發現，那天晚上7點40分，邱和順有跟他的一位吳姓朋友去租車，吳當租車契約的承租人，邱是保證人。
這個事實很重要。第一，若邱真的跟吳在7點40去租車，那顯然就不太可能在6點多的時候開車去犯案。這在經驗論理法則上講得通。若這是邱在犯案之後，刻意去製造一個不在場證明出來，理論上來講，時間點不會隔這麼久，而且邱會在第一時間告訴警方。但過程中卻是警方自己發現邱和順有不在場證明。
後來警方把吳姓友人找來，吳的供詞有轉折，一開始講說有跟邱去租車，後來不知什麼原因，可能是因為害怕，又說應該不是跟邱去租的。警方接著去把租車行老闆找來。租車行老闆又做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證詞。他說，原則上保證人都是要在租車契約上簽名，但事後補簽也有可能。但這個案子是否邱和順是事後補簽的？他不敢講。但法官就用這個理由說，事後補簽也有可能，就認定邱和順是事後補簽的。
一般來說，證據若無法確定，應該要做對被告有利的認定。即便假設當天不是吳跟邱一起去租車，而是按照吳後來的證詞，邱在香肉店裡面喝酒，吳在7點40分的時候將車子租來，開到香肉店給邱和順用。那就奇怪了。第一，邱和順犯案的車子從哪裡來？為何找不到租車紀錄？法官要查吧，沒有查怎能說不在場證明不能用？第二，就算邱和順另外有一輛車子好了，他6點半到7點之間犯了案，匆忙打勒贖電話，然後趕到香肉店，在7點40的時候快活地喝酒、吃肉，有可能嗎？種種情況顯示：邱和順涉案的可能性很低。
自白過程中講的犯罪經過，也跟陸家講的完全兜不起來。照陸家的說法，6點10分到15分之間，小孩不見了。這點他們講得很確定。在短短5分鐘內人就不見了，這顯示歹徒認識陸正，他就等著陸正落單，一落單就把人綁走，動作非常快。但被告的說法是，他們先派吳淑貞下車設言勸誘，騙陸正上車，而且騙很久騙不上來，邱和順大罵吳淑貞說，怎麼那麼遜。於是，邱和順自己下車一把將陸正抱起來，上車走了。每一個被告在警訊筆錄中都說騙很久。這可能嗎？
補習班是在新竹市北大路那邊，算是很鬧區的地方，當時又是下班時間，照被告自白的講法，他們開車從補習班開到青草湖附近，在路上時，因為陸正反抗咬了邱和順，邱就殺了陸正。邱和順幹掉陸正以後，連他家住哪裡，電話號碼幾號，爸爸是誰都不知道，是邱和順殺人之後，在陸正書包裡翻到家庭聯絡簿才知道，然後在青草湖那邊，下車把陸正的屍體用垃圾袋包起來放在車後座，叫其他同夥載去丟掉，邱和順就在路邊開始打勒贖電話。
這種做法跟一般擄人勒贖的做案方式不符。擄人勒贖的做案方式通常會策劃精密，因為要的是錢，擄人勒贖的罪又很重，若不先了解被害人家裡的經濟情況、電話號碼、爸爸有沒有錢等等，冒然殺人不是蠢蛋嗎？但若根據自白，邱和順就是幹這種莽夫做的事。
按照陸家的說法，6點30分左右第一通勒贖電話打來。我們在辯論時有算過，從陸正被綁到第一通電話打來，中間只有18分鐘。在18分鐘內，邱和順要從北大路開到青草湖，殺人，然後處理屍體，再去找公共電話。可能嗎？所以自白整個過程都充滿矛盾，法官對這些矛盾就視若無睹，最後的認定就按照自白的認定。但陸家講的重要時間點，法官都不採，他完全不考慮被告講的跟陸家講的之間兜不兜得起來。
綁票殺人案是影響社會安定的重大案件，牽涉的不僅僅是被害人無法回復的寶貴生命，我們賦予家擁有最高權力剝奪另一人的生命時，如果只是靠著刑求拼湊的自白、荒謬離譜的推理與有罪推定的心證，司法系統作為一部殺人機器，可以說是易如反掌。
司法改革雜誌，72期，2009年06月26日，頁58-62
編輯部
前言：邱和順案是繼蘇建和案之後，爭議最高、證據薄弱、且司法過程充滿瑕疵的案件。也很可能是繼蘇案之後，另一件烏龍大冤案。邱和順透過他曲折離奇的人生，22年後非自願地變成台灣司法人權的指標。
邱和順，這個台灣30歲以上成年人大概都有印象、甚至感到顫慄的名字，曾是兇殘殺人、分屍的擄人勒贖犯罪集團「首腦」，如今卻弔詭地成為人權團體亟力救援的對象；當年震驚社會的陸正案，如今是台灣司法史上羈押時間最長的未決案件，包含邱和順等4名被告，繫獄22年仍未終局判決確定；過去十惡不赦的壞蛋鮮明形象，如今卻逐漸模糊起來。
22年來，高等法院判決邱和順死刑10次，最高法院卻撤銷死刑10次，二個法院之間的發生嚴重矛盾。最近台灣高等法院更十審宣判，主嫌邱和順仍判處死刑，但被害人陸正遺體卻迄未尋獲，生死未知，全案仍可上訴最高法院。邱案已是繼蘇建和案之後，爭議最高、證據薄弱、且司法過程充滿瑕疵的案件，也很可能是繼蘇案之後，另一件烏龍大冤案。於是，邱和順透過他曲折離奇的人生，在22年後竟非自願地變成了台灣司法人權的指標之一。
案情經過
1987年12月21日，當時年僅十歲的新竹市東門國小學童陸正，在補習班下課後失蹤，陸家於稍後接獲多通歹徒勒贖電話要求贖金，但陸家在交付贖金後迄今仍不見陸正平安歸來。當時本案震驚社會，陸家並透過媒體發佈巨額懸賞，新竹市警察局全力追查兇手。
事隔9個多月後，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接獲秘密證人檢舉，逮補邱和順等被告共有12人，宣布偵破本案；除陸正案外，邱和順等人同時被指控在1987年11月間另外犯下苗栗縣女保險業務員柯洪玉蘭分屍案。移送新竹地檢署後，檢察官將二案合併起訴，在同一程序中審理。
檢察官對邱和順等人的指控是建立自白上，沒有直接的物證。被告等人也一直喊冤，聲稱是在刑求逼供下，才不得不承認犯案。監察院當時由王清峰委員（現任法務部長）調查本案，在親自聆聽一百多卷錄音帶後，找出警方刑求邱和順等被告的錄音，並發現一具疑似是陸正的男童屍體，由於檢察官草率處理，最後下落不明。1994年監察院決議彈劾陸正案相關檢警人員，並有數名警察因此被判刑確定。
雖然證明有刑求，又欠缺直接證據，法院還是認為，警察詢問被告長達十餘天，但有錄音到刑求的時間僅有一天，因此只排除一天的自白，其他時間的自白還是認定得為證據，並以此認定全體被告有罪，並判決邱和順死刑。
胡關寶涉案，警方刻意封鎖消息
2003年，警方承認另一個身繫數重大刑案及綁架案之他案要犯胡關寶，在執行槍決前夕，曾向警方供稱犯下陸正案。但當時陸正案已由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宣告破案，加上槍決在即，為避免節外生枝，警方遂刻意封鎖消息，未對陸正案重新調查。邱和順等人深信陸正案就是胡關寶所為。
缺乏物證、只有自白；自白顛倒錯亂，也不符已確認的客觀事實經過，更是基於刑求而來。上述特徵已具備製造一件冤案的種種要素，而歷審法官對於有利於被告的證據又都不予採納，對於明顯矛盾的疑點也含糊帶過，不予調查。
本案更10審由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與板橋分會救援，辯護律師花費3年的時間，向法院申請勘驗本案偵訊光碟，不僅確認有刑求，也發現本案有許多重大疑點。以下是司法改革雜誌專訪邱和順的義務辯護律師尤伯祥，尤伯祥律師就本案的重大疑點，提出他的看法：
大部分被告在偵查中都被羈押、禁見長達4個月，甚至更久。有很明確的證據證明，當時的自白是刑求取得的。雖然在那麼多捲錄音帶中，直接被聽到有刑求的只有一捲，但是以那一捲中刑求的慘烈程度，可以推想，在其他的偵訊中，被告的自由意志事實上也是不存在的。在這種情況底下所做的筆錄，怎麼能夠相信？事實上，其中的內容也是顛顛倒倒，非常多矛盾。在將近上百份的筆錄中，對於案情的描述起碼有十幾種不同的版本，而這十幾種不同的版本，又都跟這個案子中可被客觀確認的事實有出入。
舉例來說，自白中講的棄屍地點，前後就變了七、八種。一開始說是丟在青草湖，後來又講說是寶山附近的溪裡，後來又說不在溪裡，是埋在附近的土裡，之後怎麼找都找不到，就說是海邊，後來海邊還是找不到，乾脆講是丟在海裡被海浪捲走了。這下就不用煩惱屍體找不到的問題了。陸晉德先生說，嫌犯們個別均能帶檢警走到棄屍的海灘，因此他堅信是邱和順等人所為，但看看筆錄矛盾的情形，這種說法還有意義嗎？
被害者家屬參與偵訊
尤伯祥律師認為，陸晉德這種強烈先入為主的意見，是警方的錯，不是陸晉德自己的問題。警方在偵查過程中，一方面刑求，另一方面又讓家屬參與偵訊。這絕對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。這些被告被刑求，又被長期羈押禁見，沒有律師協助的情形下，他們的意志是不自由的，被迫向家屬下跪，也不敢在陸晉德面前承認自白是虛偽的，因為一承認，就等著被打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陸晉德的既定印象會非常強烈。
被害人家屬通常傾向認為，只要嫌犯跟我下跪、道歉了，那這件事一定假不了。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會非常強烈。這是人性，人一定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情，他看到的就是這些被告在警方的陪同下跟他道歉、下跪，他沒有看到的是這些人在後面被警方刑求逼供的過程。
所以即使在法庭上放錄影帶給他看，錄音帶給他聽，打得那麼慘烈，警察刑求被判決有罪的判決主文秀給他看，他還是在辯論那天講沒有刑求，被告一點刑求都沒有。所以，你要苛責陸晉德嗎？我覺得不是，最大的問題還是警方，他只是一個失去兒子的可憐爸爸。整個身心都寄託在被告判有罪上面。
司法系統如何製造冤案？刑求取供、證物失蹤、有罪推定
自白有很多地方跟事實不相符。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，某一捲邱和順被偵訊的錄音帶中，陸晉德問邱和順：你是怎麼找上我兒子的？邱和順就開始掰，他說：那天早上看到陸媽媽開車載小孩子去上學，覺得他家很有錢就選上他。偵訊繼續了一段時間以後，陸晉德愈問愈懷疑，就自己跟警察講，陸正那天不是坐車上學，是自己坐公車到東大路，下車再走路到學校去的。被告講的跟事實完全不符。
通常一個被告的自白是可信的一個判準是，被告揭露了某些連警方都不知道的真實訊息。警方根據這個訊息挖出更多事實出來。相反的，如果在偵訊過程之中，自白前後不一致，或跟事實不符，很顯然這自白是有問題的。這段過程就很明顯。以陸晉德這樣有聰明才智的人，他是台大畢業的高材生，這段明擺著給他看，他也不相信。因為先前被告已經下跪道歉過了，所以後面即使自白亂掰，那種紀錄和印象也還是不會改變。
這個案子還有一些重大瑕疵。取款字條上面發現有七枚指紋，沒有一個是跟此案的被告相符。這表示什麼？合理的推論是犯案的人沒有落網。因為取款字條上的指紋，合理推論應該是取款人留下來的，怎麼會跟被告都不合？另外，按照自白，被告們都有打過勒贖電話，陸家從接到第2通或第3通後，就已向新竹市警方報案，警方就派人到陸家去錄音了。所以有十幾通的勒贖電話的錄音非常完整。這些錄音後來送去做聲紋檢定，跟邱和順等人都不符，只有跟余志祥一個人「疑似相符」，但是那個鑑定也是很有問題的，我們在辯論時都指出來了。
更大的問題是，這個勒贖電話錄音明明是證物，可是這個重要證物從一審開始就不見了。證物都不見了，鑑定還可以用嗎？可是法官還是拿來用了。前幾審的法官很有意思，雖然有十幾通勒贖電話錄音跟邱和順等人的聲紋比對不相符，但法官都不看，他只看跟余志祥相符的那一捲，就說是邱和順等人犯的。如果裡面是只有一通是相符的，剩下那麼多通電話難道不需要查清楚嗎？那些通電話跟邱和順又不相符，但邱和順又說他打過勒贖電話，這點怎麼解釋？這基本上就是用剪貼、拼湊證據的方式去判出一個有罪判決。
荒謬的推理劇場
另外，還有一個對被告很有利的證據，法官都採取曲解的方式，不採用這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。邱和順有一個不在場證明，就是在陸正失蹤當天晚上，去租車的事情。按照陸家報案時的說法，陸正是在晚上六點10分到15分之間不見的，短短5分鐘就不見了。
然後陸家在6點半左右到7點多連續接到勒贖電話。警方將對象鎖定是邱和順所犯，密集偵訊的過程中拷打，邱和順就開始掰了。他說，是他開車去綁的，綁了就帶走。車子哪裡來的？邱和順說是用租的。哪裡租的？邱說在竹苗地區。警方就把那一帶所有租車行的租車契約都調來，就是找不到有租車紀錄。但邱和順自己都忘了，是警方自己發現，那天晚上7點40分，邱和順有跟他的一位吳姓朋友去租車，吳當租車契約的承租人，邱是保證人。
這個事實很重要。第一，若邱真的跟吳在7點40去租車，那顯然就不太可能在6點多的時候開車去犯案。這在經驗論理法則上講得通。若這是邱在犯案之後，刻意去製造一個不在場證明出來，理論上來講，時間點不會隔這麼久，而且邱會在第一時間告訴警方。但過程中卻是警方自己發現邱和順有不在場證明。
後來警方把吳姓友人找來，吳的供詞有轉折，一開始講說有跟邱去租車，後來不知什麼原因，可能是因為害怕，又說應該不是跟邱去租的。警方接著去把租車行老闆找來。租車行老闆又做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證詞。他說，原則上保證人都是要在租車契約上簽名，但事後補簽也有可能。但這個案子是否邱和順是事後補簽的？他不敢講。但法官就用這個理由說，事後補簽也有可能，就認定邱和順是事後補簽的。
一般來說，證據若無法確定，應該要做對被告有利的認定。即便假設當天不是吳跟邱一起去租車，而是按照吳後來的證詞，邱在香肉店裡面喝酒，吳在7點40分的時候將車子租來，開到香肉店給邱和順用。那就奇怪了。第一，邱和順犯案的車子從哪裡來？為何找不到租車紀錄？法官要查吧，沒有查怎能說不在場證明不能用？第二，就算邱和順另外有一輛車子好了，他6點半到7點之間犯了案，匆忙打勒贖電話，然後趕到香肉店，在7點40的時候快活地喝酒、吃肉，有可能嗎？種種情況顯示：邱和順涉案的可能性很低。
自白過程中講的犯罪經過，也跟陸家講的完全兜不起來。照陸家的說法，6點10分到15分之間，小孩不見了。這點他們講得很確定。在短短5分鐘內人就不見了，這顯示歹徒認識陸正，他就等著陸正落單，一落單就把人綁走，動作非常快。但被告的說法是，他們先派吳淑貞下車設言勸誘，騙陸正上車，而且騙很久騙不上來，邱和順大罵吳淑貞說，怎麼那麼遜。於是，邱和順自己下車一把將陸正抱起來，上車走了。每一個被告在警訊筆錄中都說騙很久。這可能嗎？
補習班是在新竹市北大路那邊，算是很鬧區的地方，當時又是下班時間，照被告自白的講法，他們開車從補習班開到青草湖附近，在路上時，因為陸正反抗咬了邱和順，邱就殺了陸正。邱和順幹掉陸正以後，連他家住哪裡，電話號碼幾號，爸爸是誰都不知道，是邱和順殺人之後，在陸正書包裡翻到家庭聯絡簿才知道，然後在青草湖那邊，下車把陸正的屍體用垃圾袋包起來放在車後座，叫其他同夥載去丟掉，邱和順就在路邊開始打勒贖電話。
這種做法跟一般擄人勒贖的做案方式不符。擄人勒贖的做案方式通常會策劃精密，因為要的是錢，擄人勒贖的罪又很重，若不先了解被害人家裡的經濟情況、電話號碼、爸爸有沒有錢等等，冒然殺人不是蠢蛋嗎？但若根據自白，邱和順就是幹這種莽夫做的事。
按照陸家的說法，6點30分左右第一通勒贖電話打來。我們在辯論時有算過，從陸正被綁到第一通電話打來，中間只有18分鐘。在18分鐘內，邱和順要從北大路開到青草湖，殺人，然後處理屍體，再去找公共電話。可能嗎？所以自白整個過程都充滿矛盾，法官對這些矛盾就視若無睹，最後的認定就按照自白的認定。但陸家講的重要時間點，法官都不採，他完全不考慮被告講的跟陸家講的之間兜不兜得起來。
綁票殺人案是影響社會安定的重大案件，牽涉的不僅僅是被害人無法回復的寶貴生命，我們賦予家擁有最高權力剝奪另一人的生命時，如果只是靠著刑求拼湊的自白、荒謬離譜的推理與有罪推定的心證，司法系統作為一部殺人機器，可以說是易如反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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