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3月24日，台北汐止發生了一件駭聞聽人的竊盜兇殺案件。狹小的公寓裡，一對夫妻倒在臥房的血泊中身亡。血跡斑斑的現場，僅有的證據是臥房留有一枚王文孝的血指紋、浴室洗手台的血漬、以及被害人身上多達七十七處刀痕。然而，當初誰也沒料到，這個案子竟在往後的二十多年，在台灣社會引起種種激烈的司法辯論與反思，甚至至今還為平息。這就是蘇建和案。
尤律師說道，人不是神，對於過去的現場，唯有透過證據去逼近、去證明。在蘇案中，所有證據都指向王文孝一人犯案的可能。然而，卻因為不當的懷疑，靠著自白，硬是把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三人扯了進來。身為莊林勳辯護人的尤律師指出，這些自白不但矛盾、漏洞百出、不合邏輯，也沒有具體可靠的補充證據可加以證明。更教人難以置信的是，證據已指出，在偵查的過程中，有刑求的事實。
2012年8月31日，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三位被告無罪定讞。經歷了21年漫長的歲月，犧牲了三個無辜人民的青春年華，這個案子在此劃下了句點。然而，我們的社會從中學到了什麼呢？
蘇建和案不是特例。時間拉到更早的1987年，另一個更需要我們關注的案子，正是死刑定讞的邱和順案，它另一個更引人注目的名子，叫陸正案。
透過「公視獨立特派員：死神的交易」的報導，以及尤律師原汁原味的刑求紀錄，我們再次認識了這個案子中的種種問題。而可悲的是，同樣不公不義的偵查與審判：有罪推定、以自白為主、證據不足、甚至殘酷的刑求逼供，也都發生在邱和順、吳淑珍等十二位被告身上。
除了報導中的種種質疑之外，尤伯祥律師也對邱和順案補充了一些見解。首先，勒贖陸正的過程相當精密、計畫周詳，而邱和順等人當年都還是未成年、教育程度不高的小混混，進行這種案件的可能性不高。其次，是證據不足。在勒贖的信封與紙張上所採集到的七枚指紋，與這十二位被告皆不符合。此外，七捲錄音帶的聲紋鑑定結果，只與一名被告相符，而其技術也相當可疑。第三，對於刑求證據只能證明前段自白有刑求的說法，尤律師提道，從所有自白最後都無法指出一致的棄屍地點來看，可證明被告真的不知情的可能性高。最後，邱和順有不在場證明。陸正失蹤於六點十五分，但明確的證據指出，七點四十分時，邱和順正在苗栗租車。
在此，種種疑問當然使人納悶，任何證據都無法證明被告有罪。相對的，偵查過程的黑暗失格也已「罪證確鑿」了，為何法官最後仍不放過邱和順他們呢？難道真的要對228份筆錄一一提出刑求證據，才能證明這些互相矛盾的自白無效嗎？對於這個問題，尤伯祥律師指出，現存的制度是延續這種不公不義的重要原因。包括司訓所對司法官的思想篩選，以及法官的升遷壓力、學長學弟壓力，導至法官難有勇氣翻案。此外，初審時缺乏刑求證據，以及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，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課程進入尾聲，在場有一名曾經歷過刑求的受刑人，舉手分享了這段痛苦的切身經歷。原來又是一件遭人誣賴，在警方半逼半拐的刑求與欺騙之下，完成自白、無故入獄的司法犧牲者。令人想起陸正案被告吳淑珍，在訪談時說的：以為先妥協逃過刑求、再找機會翻供，但最後發現根本不可能。
看到這裡，讓我們回到課程最後、文章最初的問題：為什麼關心司法？你還覺得司法與你無關嗎？
對這個問題，尤伯祥律師回答道，並不是抽象的宗教或道德要求，支持他前進，而是體認到司法是大家的司法，你我都有責任去關心我們的司法制度發生了什麼問題，因為你我都有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捲入司法案件。而我亦認為，司法擁有的是社會公民所賦予的強大權力，應該要能代表社會的正義，保護受害者、適當的懲罰真正的罪犯，以維持社會的道德與正義。
但如今我們所擁有的，卻是一套漏洞百出、不公不義的司法制度。仗勢著國家機器所賦予的強大權力，凌虐無辜弱勢的人民，不但草菅人命、成為有心人的工具，也對受害者造成了二次傷害。這無疑是明目張膽的欺騙，更扭曲了原本善良信任的社會價值。面對這樣的恐怖司法體制，你能擔保不公不義的審判不會找上門嗎？
從江國慶、蘇建和到邱和順、及更多我們所不知、不可知的案子，許許多多無辜人民的青春歲月、財力、精力、甚至於性命，都已成了台灣司法制度的犧牲者了。而如今，隨著越來越多的真相被發掘，論辯驅於白熱，台灣的社會學到了什麼呢？尤律師說，司法的改革需要公眾的力量。沒錯，這條漫漫長路需要更多力量的關懷與加入，而身為公民的你我，豈能缺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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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特派員：死神的交易
游宗樺 2012-11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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