錯誤法制為害非淺 不能再拖了

2009-07-10 中國時報 社論

台灣高等法院日前裁定，台北地院判認石守謙交保而免予羈押之裁定撤銷，檢上抗告有理，應重為裁定，引起注目。此中涉案當事人究竟應否予以羈押，我們一無成見，但就此種在司法程序中不時出現，而令人深感困擾的審前羈押程序，想從司法改革的角度，提出一些基本的觀察。

石守謙案只是許許多多審前羈押案件的一例，類似的場景經常發生。我們不談個案，只談一種審前羈押的類型，在現行司法程序上制度安排明顯具有的瑕疵。此種審前羈押的類型是，檢方聲請羈押，地方法院認為不必羈押，檢方抗告，高等法院發回地院重裁。這在現行羈押制度上屢見不鮮，有時可能上上下下好幾回合，才決定當事人是否應付羈押。而我們所質疑的是，地方法院認為並無必要羈押的案件，為何容許檢方抗告？在地方法院認為應該羈押的案件，容許被羈押者抗告，乃是為了保障人權。當地院認為不必羈押時，容許檢方抗告，據說是基於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。但是，容我們坦率直言，此種當事人地位對等，只是形式主義的法學邏輯，缺乏實質正當理由。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，應該是為了保障人權而存在，檢察官對於法院認為不許羈押的案件繼續抗告，是威脅人權，不是保障人權，沒有適用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的實質理由。

是否應付審前羈押，必須審究個案事實，並由檢方負舉證說服責任。審前羈押相當於未經審判而羈束當事人人身自由，與施以刑事制裁實質效果接近，因此刑事有罪判決所要求的超越合理懷疑原則，也應構成審前羈押裁定的心證標準。法官對於應否審前羈押，如果認為尚有合理懷疑時，可以要求交保以防止被告逃亡，就不該逕付羈押。

其實不論是虞逃羈押、串證羈押、虞犯羈押或是重罪羈押，法院裁定審前羈押，都必須形成關鍵事實（如逃亡、勾串、犯罪嫌疑重大）的確信，也就都必須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，才能裁定應付審前羈押。由於聲請審前羈押的時點完全掌握在檢方手中，對於被告往往形成突襲，被告在羈押程序中，往往不能閱卷，因此所能有效行使的防禦權利，實質上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即使要求法院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，在被告無法充分防禦的情形下，檢方應盡的舉證責任，也遠比實體審判中的要求容易許多。如果在聲押程序中，檢方憑藉偵查中既有的辦案優勢，尚且不能說服法院裁定羈押，就已證明不能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，根本沒有容許檢方再行抗告的理由。如果經過上上下下冗長的程序，始能再為羈押，其實也已顯示根本缺乏羈押的迫切性。如果聲押不成，檢方另行發現應付羈押的其他事證理由，本來可以另行聲請羈押，也不須要抗告。現行的抗告程序，上級法院廢棄原審裁定，又不願意自為事實認定，而要發回地院重裁，可能出現各種耽誤以及不合理的現象，徒然浪費司法資源，極不可取。很有必要修法改變審前羈押容許檢方抗告的規定，於地院裁定不予羈押時，不許檢方抗告。

現行制度之所以容許檢方抗告，與訴訟制度上長期存在的一項盲點有關。也就是以為事實審的決定可以上訴重新審判，其實事實審應該付以堅實的審判，一審即為已足，越到後來，科學舉證愈困難，只會離事實真相愈遠。這本是司法改革，改良訴訟制度上的重大課題。過去總是對於一審法院法官認定事實的能力有懷疑，就用容許上訴的方式來補救，殊不知事實問題上訴，註定會讓問題更難獲得解決，並不是明智的制度設計。真要以為一審法官素質不夠，那麼就該直接讓二審法官審理事實問題。二級事實審讓當事人疲於奔命，痛苦不堪，在纏訟中消耗司法信用，是司法總是吃力不討好的關鍵錯誤，也是司法改革必須徹底改弦更張的課題。

石守謙案審前羈押，又顯示了司法重覆多年不得其解的制度錯誤，司法政策的主事者可不可以痛下決心，在制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？錯誤的法制為害非淺，真的不能再拖了！